屈原自沉汨罗江，留给后世讨论的话题是无穷尽的。我认为其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屈原对理想的执着，以及矢志不移的意志。也许有人要质疑这未免太浅，万一有人也效仿之，考不上理想的大学，嫁不到理想的伴侣，便自沉关丹河，其生命的光辉是不是也可以和屈原相提并论？这可是不读古书，亵渎古人之说了。庄子的《逍遥游》揭示了人生境界是有不同的层次的，许多看是相似的事情，其实质却决然不同，其意义当然也就不可以同日而语了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把屈原和贾谊并列同一传，致使后世常把二人相提并论。其实，贾谊继承的是屈原文学上的成就，特别是骚体赋的传承。至于二人的品质和思想，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，或许是认为两人在政治的遭遇上有相似之处，都是悲剧主角，空有前瞻性的政治抱负和远见，却不为朝廷重视而在政治上被边沿化，予人“怀才不遇”之叹。可是历史仅有相似，不会相同。贾谊和屈原的际遇是同中有异的。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楚国灭亡之际，贾谊却是汉朝刚建立不久，其后历史还赞扬汉初“文景之治”的汉文帝统治时代。屈原《离骚》中感伤的是楚怀王之不察，忧心的是楚国人民；贾谊《吊屈原赋》感伤的却多是个人的际遇，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。屈原自杀后数十年，楚国正如他所忧心的一样灭亡；贾谊死后，文帝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，其中一些政策还参照了他的政论。可见二者的遭遇只有相似却不尽相同的。
贾谊“怀才不遇”获得许多同情票，连带的，对他没有知遇之恩的汉文帝便要受到指责。李商隐诗曰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便有讥讽文帝之意。事缘汉文帝最初重用贾谊，更想任命他为公卿，但是因为遭遇老臣子的反对，才不得不把他送到湖南当长沙王的老师。间中文帝曾召见贾谊，但是见面时却不谈国事，只谈鬼神，而且表现得热衷不已。其实，贾谊被贬之处，正是楚国所在地，楚辞的浪漫本来就是因为楚地的风俗所造成。文帝召见他想了解楚地的风土人情，是在情理之中，并非文帝不爱苍生只好鬼神。
后世苏东坡在《贾谊论》中对贾谊就有尖锐的评论，他说：“贾生者，非汉文之不能用生，生之不能用汉文也。”苏东坡看到的便是少年得志的贾谊，不堪一击，不过是贬谪到湖南，便仿如世界末日，痛苦不已，乃至写下《吊屈原赋》那样自我感伤的作品。苏东坡进而分析当时候排挤他的老臣，都是扶持文帝登基的要臣，贾谊却无视于此，想要“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”，这是多么的不合时宜，没有致力使“天子不疑，大臣不忌”是贾谊的失策。所以在指责贾谊不理解汉文帝之余，还要谴责他“志大而量小，才有余而识不足”。
苏东坡的评论是中肯的。贾谊被贬长沙，并非坏事。文帝面对老臣的责难，当然要平息他们的怨气。将只有二十余岁的贾谊贬到湖南，当是权宜之计。何况，自高祖刘邦以来，汉皇都希望稳定南方，长沙是南国的主要壤界，地理位置重要，让贾谊过去实在不能说是贬谪边缘之地，而是另有政治意图的。对贾谊来说，他应该将此视为个人政治生涯的一种实际锻炼，才会有“不过十年可以得志”的转折。至于召他回京，然后再拜为梁怀王的老师，则是授予他更大的使命了。梁怀王是文帝最小的儿子，“爱幸异于他子”，这是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都有记载的。将梁怀王交给贾谊来带，就等于将未来的皇帝的教育权交给了他。这是何等重用？文帝又岂是不懂用人？
贾谊后来是知道的。他的《吊屈原赋》凄婉哀怨，但是后来的《陈政事疏》却是传世之作，曾国藩更誉为“千古奏议，推此为绝唱”。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成熟。只可惜的是造化弄人，梁怀王不幸坠马身亡，贾谊也因此自我痛责而抑郁而终。我们看待贾谊，实在不能只是看他前期的作品，后期的更为重要。
原刊：《星洲日报·东海岸》10/11/2007
http://faqing.org/forum/viewtopic.php?t=5914&postdays=0&postorder=asc&start=15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