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注释这句话采用的标点，差异很大。上面的标点是根据程树德的。标点不同，诠释当然各异。例如清代刘宝楠的注本，高流水这样标点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；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这里把“有所不行”作为下一句的开头，与程树德的不一样。往后的注释本如杨树达、杨伯竣的，都根据刘宝楠本，当代的李泽厚、李零等也是根据这个作诠释。
古人不用标点符号，但却有断句。看古人的注疏，我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程树德的断句法是根据宋以前的，而刘宝楠的断句则是根据宋代朱熹的。
唐以前的注释，例如梁代的皇侃解释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时，特别强调“和”是指音乐，所以这句话就是指君王当以“礼乐治国——用乐和民心，以礼检民迹”。“检”是指约束言行，一旦人民“迹检心和”，才算是治国成功。这是儒家“礼乐治国”的理想。可是，“和”为什么能够解释为“乐”？皇侃意识到这点，所以要特别说明：“和即乐也，变乐言和，见乐功也。乐既言和，则礼宜云敬。但乐用在内为隐，故言其功也。”原来是担心音乐的作用太过隐晦，一般人看不出来，所以就直接一点用“和”来代替“乐”。
宋代邢昺持同样的看法，并且进一步说：“夫礼胜则离，谓所居不和也，故礼贵用和，使不至於离也。”这里又带出“礼乐治国”的另一个重要概念：“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。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；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。”（《礼记•乐记》）这里阐述了中庸之道，因为音乐固然可以制造和谐（同），但太过就变成流俗（流）了；礼仪固然可以促成彼此的敬重（异），但太过也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（离）。邢昺利用这样的观念来诠释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也就是他说的“礼贵用和”。
明白这点，再往下看“先王之道，斯为美”就好懂了。邢昺说得很透彻，“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。乐至则无怨，礼至则不争，揖让而治天下者，礼乐之谓也，是先王之美道也”。
其后句义来个转折——“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”。皇侃说：“由，用也。若小大之事皆用礼而不用和，则于事有所不行也。”为什么“之”是“用礼不用和”，皇侃没有说明。邢昺说：“言每事小大皆用礼，而不以乐和之，则其政有所不行也。”同样的也没有说明为何“由之”的“之”是特别指“用礼不用和”。看来两人的诠释都为了符合中庸之道而说，前半段说礼该用和来协调，下半段则说和也必须用礼来节制。如此，才不会出现“流”和“离”的弊病。
朱熹是最早颠覆这种说法的，他把“和”解释为“从容不迫”，然后说明“礼之为体虽严，而皆出于自然之理，故其为用，必从容而不迫，乃为可贵”。杨树达认为朱熹的解释没有依据，所以另外找资料佐证“和”是“适合、恰当、恰到好处”的意思。这里“和”就不再解释为“音乐”。
于是，有子的话就变成先王都以礼治国，当中注重礼的“恰到好处”（和）。虽说是强调“和”，但是如果为了和而和，不以礼来节制，也是行不通的。这种说法，虽说是“后起”，但却更加符合最早的注释。邢昺的注疏本引用东汉经学家马融的话说：“人知礼贵和，而每事从和，不以礼为节，亦不可行。”我觉得这句话言简意赅，点出了上面有子的话的精髓。皇侃、邢昺反而把它复杂化了。
《星洲日报·东海岸》12/06/2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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