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193】君子与小人的朋党

宋代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是接触过中国文学的人都读过的文章。

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四年（1044），是欧阳修担任谏官后翌年写的。当时欧阳修被视为是改革派的领袖之一，不为保守派官僚所接纳。早前，宋仁宗曾下过“戒朋党”的诏书（1038），禁止人们私自结党，所以保守派要对付革新派的最好方法，就是把他们定位为“党人”。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就是为了回击这些人而作的奏章。

文章一开头就说：“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与君子，以同道为朋；小人与小人，以同利为朋。此自然之理也。”这段话说得很直接：人类毕竟是合群的动物，结党结社是很正常的。欧阳修不否定结党，而且还进一步肯定其合法性。所不同的是朋党有君子的朋党和小人的朋党的区别，君子结朋党是因为有共同的信念，小人结朋党则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。

欧阳修坚称小人的朋党不是真正的朋党，他们只是因为追逐共同的利益才暂时结党。一旦有利益，便会互相争先；而利益耗尽后，大家就各自疏远，乃至互相陷害，就连兄弟亲戚也不能避免。所以，他对仁宗提出劝谏“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”，这样才能有效的治理天下。

实际上，党政是北宋政坛上的一个格局，影响着当时候的政治和文人的命运。就连“朋党”这个课题的讨论也屡见不鲜，例如欧阳修的文章之外，还有秦观的同题作品，以及苏轼的《续朋党论》。

仁宗执政时，赵宋开国已有八十多年，号称天下太平。不过，有识之士却对这种“太平”颇有居安思危之感，而力图改革。范仲淹便说：“久安之弊, 非朝夕可革也。”（《宋史•范仲淹传》）可见承平日久，便会因循成风，错的也要变成常态，所以有识之士才要兴革。在仁宗的支持下，韩琦、富弼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便推动“庆历新政”。

改革难免要与既得利益者冲突，于是“朋党“之争渐演渐烈。其中，吕夷简是仁宗即位近二十年间深受信任、掌握大权，并且培植了大批党羽的政坛老手。他和范仲淹是直接对上的，双方的支持者皆“交指为朋党”，不仅影响舆论，而且还希望通过皇帝的手打击对方。欧阳修看准这点，所以才会要求皇帝辨析清楚“君子朋党”和“小人朋党”。其时，范仲淹等是“以天下为己任，裁削倖滥，考核官吏，日夜谋虑兴致天下”的，与对方的只为少数人追逐私利和捍卫既得利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

元祐二年（1087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也作《朋党论》上下篇，公开支持欧阳修的观点，吁请皇帝认真看待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。

元祐六年（1091）苏东坡也作《续朋党论》，不过观点与欧阳修有异。

苏轼把“朋党”视为朝廷最大的灾难，因为“有党则必争，争则小人者必胜，而权之所归也，君子安得不危哉！”苏轼理论的依据是权力争斗是君子所不屑的，而小人则乐于此道，因此一旦结党，小人就要得志，君子便要遭殃。苏轼的折中方案则是“治道去泰甚”。“去泰甚”是指不走极端， 不意气用事，也不矫枉过正；唯有中庸之道才可以调停一切争议。所以，即使是对小人，也不该赶尽杀绝，免得引起他们的过激反应，肆无忌惮的来个焚琴煮鹤，两败俱伤。二人的观点虽异，但都是对国家和朝廷忠心的表现。

原刊：《星洲日报·东海岸》17/07/20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