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曰:“君子无所争,必也射乎!揖让而升下而饮,其争也君子。”(《论语》3.07)
孔子的这段话是要说明君子不会彼此斗争;若有斗争,也必然是射艺的竞技,是君子之争。李零对这句话的断句做得好,他说:“‘揖让而升下而饮’应作一句读。‘揖让’,是打躬作揖,互相谦让;‘升’是登堂,‘下’是下堂,‘饮’是饮酒,这是射礼的三道程序,彼此是并列关系。原文是连读,等于说‘揖让而升,揖让而下,揖让而饮’,每一步都揖让,不可断为‘揖让而升,下而饮’。那样,就变成登堂揖让,下堂饮酒了。”
栾肇引礼记的《射仪》说:“失诸正鹄,还求诸身”,这是说如果在比赛时射不中目标,应该检讨自己的技术,而不是“争胜以耻人”,也“不怨胜己者”。看来这还真符合奥林匹克竞技精神。
可是,只和自己比,又怎么能算“争”呢?郑玄引《射仪》说“胜者袒,决遂,执张弓。不胜者袭,说决拾,却左手,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饮”,原来比赛后的胜负双方有不同待遇,负了就不体面,所以“君子耻之,是以射则争中”。
朱熹的解释有不同,他说射艺竞技时是“揖让而升者,大射之礼,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。下而饮,谓射毕揖降,以俟众耦皆降,胜者乃揖不胜者升,取觯立饮也。”仪式与古人所说不同,南宋人诠释古礼的具体操作,可信度不若较早的典籍。
钱穆引用朱熹的说法诠释,结论则说:“射必争胜,然于射之前后,揖让升下,又相与对饮,以礼化争,故其争亦不失为君子之争。”
比较不同的一种说法是清代陆陇其的《松阳讲义》。不过,他是借题发挥,阐述“不争”的不正确。他说:“世间有一等人,惟知隐默自守,不与人争,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论。此朱子所谓谨厚之士,非君子也。有一等人,惟知阉然媚世,将是非可否故意含糊,自谓无争。此夫子所谓乡愿,非君子也。又有一等人,激为高论,托于万物一体,谓在己在人,初无有异,无所容争。此是老庄之论,亦非君子也。是皆不可不辨。”
按陆陇其的说法,有三种“不争”是该受到谴责的。第一种是朱熹所谓的“谨厚之士”,他们只知顾好自己,不辨外界的是非;第二种是孔子所谓的“乡愿”,也就是说他们只会奉迎讨好别人,故意含糊了是非;第三种是道家的论调,故作高深,把自己和万物合一,不辨是非,无所争执。陆陇其说这些都不是“君子”。
李泽厚很喜欢陆陇其的诠释,并将三种非君子的“不争”解释为“貌似公允、圆熟和高远”的行为,实则不是。又说:“可见,虽然孔子讲无争,后世儒者仍可以有不同意见,这些是儒学内部宽容性:并非孔子讲的句句都是真理,孔子本人也允许学生与他讨论或争论。”
我同意李泽厚的说法,儒家典籍如《论语》者,的确可以有不同的解读。这是因为它本身蕴涵的内容颇具张力之故,其他典籍未必含有这样的条件。宋明儒者把《论语》宗教化,动不动就要被指亵渎圣典,反而破坏了《论语》的张力。
原刊:《星洲日报·东海岸》09/09/2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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