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载：“古之王者，世有史官。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，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”这番说法常为后世所引用，并认为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完整的史学体制。
然而，古代帝王当真委任史官来监督自己，把自己的言行举止、生活起居都一一记载下来么？
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便提出质疑。他认为左史、右史等官职，并不见于《周官》，只见于《礼记》。即使出自《礼记》，他也认为不过是礼家的衍文。所以他认为是后世的儒者不细心，造成的误会。（《文史通义》）
当代历史学家汪荣祖则认为：“按禹域史纂，始自史官，以天子诸侯之尊，置左右史，分掌言行，事属可能。”（《史传通说》）他尚引金毓黻的考证说明。
我们同意史官在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性，不过却不认同“君举必书”，以至帝王因此要“慎言行”。金毓黻说：“史学寓乎史籍，史籍撰自史家。语其发生之序，则史家最先，史籍次之，史学居末。而吾国最古之史家，即为史官。”（《中国史学史》）因此，中国的历史取决于史官，上古的史官对史学未必有自觉的认识，当然也谈不上史观。
汉人戴德说：“德法者御民之衔也，吏者辔也，刑者筴也；天子御者，内史、太史，左右手也。”（《大戴礼记》）意思是说天子就像一个“御者”，内史、太史是其左右手。注释引《书》曰：“太史为左史，内史为右史。”可见当时的“左史、右史”之说，不过是君主的左右手的通称。
“左右手”当然是重要人物。原来周代史官掌管国家礼仪典法，上至天文历法、下至礼仪制度，他们都要通，以为君王提供有效的服务，使社会按照“礼”的规范运行。就因他们常伴在君王左右，得以参与国家机密，传达王言、王命，因此，记录君王的言行在案，以备后考，实是工作的需要。至于保存国家重大活动档案和君王政令文献，并将其整理成册，以形成新的典法，则是派生出的另一种史官职能。因此，后代才有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之说。
后来“礼崩乐坏”，史官的地位下降，才“沦落”到纯粹记言记事。魏晋时期有著作郎负责记事，隋代的起居舍人、唐代的起居郎掌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，这都是后世史官的演变。
“君举必书”恐怕是个美丽的误会。
章学诚另有一段话评析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史学很值得玩味，他说：“三代以上，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；三代以下，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。夫记注无成法，则取材也难；撰述有定名，则成书也易。成书易，则文胜质矣；取材难，则伪乱真矣。伪乱真而文胜质，史学不亡而亡矣。”（《文史通义》）史官撰史的自觉意识越强，“以伪乱真”、“文胜其质”的作风反而更强，历史的真伪则有待考证辨析了。
原刊：《星洲日报·东海岸》6/12/2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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